○张晓杰

　　在编辑《师爱的智慧：名家忆老师》一书的百余日夜中，我始终被一种温暖而厚重的力量包裹。当指尖拂过一页页手稿，看着季羡林、汪曾祺、杨绛等名家笔下的师者形象从文字中缓缓浮现，我愈发清晰地意识到，这本书绝非简单的名家回忆文集，而是一部承载着教育真谛与人性光辉的精神典籍。它以“师爱”为线，串联起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师生往事，让我们在字里行间读懂：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知识的单向灌输，而是智慧与爱的双向奔赴。

　　在梳理书稿时，季羡林先生回忆恩师陈寅恪的篇章，曾让我数次凝神沉思。抗日战争时期，昆明的防空警报时常划破长空，陈寅恪先生因眼疾已近失明，却仍坚持在简陋的校舍中授课。一次空袭来临，学生们慌乱地搀扶着先生向防空洞跑去，先生却突然停下脚步，执意要返回教室取走一叠手稿——那是他尚未整理的学术研究成果。季羡林在文中写道：“先生的手紧紧攥着那叠纸，仿佛握着整个中华文化的薪火。他说，‘学问不能断，你们的学业更不能断’。”这句朴素的话，没有激昂的口号，却道尽了师者的责任与坚守。在物资匮乏、战火纷飞的年代，陈寅恪先生用行动告诉学生：学术的传承，比生命的安危更重要；而老师对学生的期许，早已超越了个人安危，延伸至对知识永续的执着追求。

　　这种“以学术为生命，以学生为己任”的师爱，在汪曾祺先生笔下的沈从文先生身上，又呈现出另一种细腻的模样。汪曾祺早年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一度因生活困顿、学业迷茫而情绪低落，甚至萌生了退学的念头。沈从文先生得知后，没有居高临下地说教，而是邀他到家中吃一碗热汤面，轻声说：“你写的文章里，有生活的‘烟火气’，这是最难得的。慢慢来，别着急，我等着你写出更好的东西。”此后，沈从文先生不仅逐字批改汪曾祺的习作，还将他的文章推荐给报刊发表。在一次习作评语中，先生写道：“你的文字像家乡的小河，清澈见底，再往前走，就能看见更宽的河、更大的海。”正是这份不带压力的鼓励，这份对学生个性的尊重，让汪曾祺重新找回了写作的信心，最终成长为一代文学大家。

　　书中还有一篇关于赵丽宏先生回忆王铁仙教授的文章，在审稿的过程中，曾让我在傍晚的编辑部里驻足良久。1977年恢复高考后，赵丽宏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彼时的王铁仙还是位青年教师，却已显露出独特的教育智慧。他开设的现代文学作品欣赏课上，从不对学生的观点横加评判，反而会认真倾听每一个青涩的想法，甚至坦诚告诉学生：“若觉得我的课乏味，尽可做自己的事，看书，写文章，打瞌睡，或者离开，不必勉强。”这份“不勉强”的背后，是对学生个体差异的尊重，是对“教育不是灌输，而是唤醒”的深刻践行。后来赵丽宏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王铁仙的关注从未缺席。他会仔细研读赵丽宏的每一篇新作，在书信中坦诚交流对作品的看法，甚至为其自选集撰写评论时，逐字逐句推敲观点，生怕错过一处值得挖掘的闪光点。更令人动容的是，当王铁仙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兼出版社总编辑时，仍会在忙碌的工作间隙，邀请赵丽宏去学校的乒乓球台打球。这份“亦师亦友”的相处模式，恰恰诠释了师爱的另一种智慧：不局限于知识的传递，更注重人格的平等对话。

　　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也是我重新审视“师生关系”的过程。在快餐化、功利化的当下，我们时常讨论“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却往往忽略了“师爱”这一最朴素也最核心的力量。书中的名家们，无论是季羡林、汪曾祺，还是杨绛，他们之所以能在各自的领域成就一番事业，正是因为在人生的关键阶段，遇到了用爱与智慧照亮他们前路的老师。这些老师，有的以学术风骨感染学生，有的以温柔鼓励滋养学生，有的以人生智慧引导学生，他们的爱，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如同播撒在学生心中的种子，在岁月的浇灌下，长成了参天大树。

　　从最简单质朴的视角看来，《师爱的智慧：名家忆老师》有着三重不可替代的意义。其一，它是一部“生动的教育史”。书中所选的回忆篇章，跨越了近一个世纪，从民国时期的西南联大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校园，不同时代的教育场景、师者风貌跃然纸上。这些文字没有宏大的叙事，却以个体记忆而呈现，还原了教育最本真的模样。其二，它是一座“情感的共鸣桥”。书中的故事之所以动人，正因师爱无关时代、无关身份，是每个人生命中都可能遇见的温暖。无论是名家笔下的恩师，还是普通人记忆里的老师，那份“为学生好”的初心始终一致。其三，它是一盏“师道的启明灯”。在教育焦虑凸显的当下，这本书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师爱的本质——不是分数的追逐，不是功利的期许，而是对生命的尊重、对成长的包容、对未来的信任。

　　师者如灯，师爱如光。《师爱的智慧：名家忆老师》不是一本尘封的回忆录，而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见师爱的模样；更是一把火炬，让我们在教育的路上，始终记得为何出发。作为这本书的编辑，我何其有幸，能参与这场“爱的回望”，也愿这本书能成为一座桥梁，连接起过去与未来，让师爱的智慧，永远照亮更多人的前行之路。

　　（作者单位：团结出版社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