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赵德发（作家、山东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 □采访人：张佳璇（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从鲁南乡村到黄海之滨，从土地情结到海洋情怀，赵德发的创作轨迹勾勒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精神图谱。本次专访中，我们看到了一位毅然放弃仕途、执着追寻文学梦想的写作者。从《缱绻与决绝》到《大海风》，赵德发根植厚土，笔写苍生。在社会变革的宏阔图景下，他从个人命运切入，书写被大历史忽略的鲜活细节，为时代保留记忆温度。在他笔下，无论是土地上耕耘的农民还是大海上拼搏的渔家，都闪耀着中国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光芒。

　　□你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从卸任莒南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到进入山东大学作家班深造，这段转变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我24岁那年，在乡村任教师时偶然读到文学刊物，萌生了“今生要当作家”的念头。那时我家境贫寒，需挣工分，只读了4个月初中即辍学，学历很低，完全是“不自量力”。多亏15岁当上了小学民办老师，让我重新亲近书本，于是拼命读书，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23岁考上公办中学语文教师，对文学的强烈热爱推动我业余创作，屡败屡战。后来我进入仕途，曾任公社秘书、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组织部副部长，但始终放不下文学梦。1988年，我在33岁时毅然放弃职务，通过成人高考进入山东大学作家班深造。那是我人生的“一步险棋”，许多人反对，但我坚信必须走这条路。

　　在山东大学的两年，我终于写出了比较像样的作品，短篇小说《通腿儿》获得《小说月报》第四届百花奖，可算是真正圆了作家梦。没有山大作家班的学习经历，就没有今天的我。

　　□《缱绻与决绝》是你长期深耕乡土题材的展现，是什么契机让你将笔触从“土地”延伸至“海洋”（《大海风》）？这两部作品最初的创作冲动源自何处？

　　■我生于鲁南农村，30多岁才离开家乡，积累了大量素材，对土地和农民有深刻认知。1993年我意识到应该写长篇小说，大规模、大体量地表现农村和农民。因为我发现，中国的农民到上世纪90年代，已逐渐进入终结阶段，再过一段时间，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可能不复存在。1995年我写《缱绻与决绝》，是想记录传统农民与土地关系的重大变化——老一代农民对土地无比“缱绻”，新一代却“决绝”离开。

　　后来我定居日照，面对大海沐浴海风，倾听大海涛声，萌生了写海洋题材的愿望。但早期积累不足，直到2021年才开始动笔写《大海风》。这本书聚焦20世纪上半叶中国北方渔业史与航运史，通过渔家子弟实业救国的故事，展现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

　　□从“乡村”到“海洋”，创作题材的转型挑战大吗？你如何克服“隔行如隔山”的困难？

　　■挑战很大，因为我是农家子弟而非渔家子弟。我多次深入渔村、港口，从长江口走到鸭绿江口，参与渔业劳动，还在养殖场挂职。同时研读大量文献，通过多年的探访与积累，逐步熟悉了渔业与航运。

　　□《大海风》聚焦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北方的渔业史与航运史，为何会选择这个相对小众的历史时段作为写作背景？你希望通过这本书展现怎样的历史文化风貌？

　　■这一段历史风云变幻——晚清政府垮台，中华民国成立，军阀混战，盗匪横行，民不聊生。中国处于一个非常危难的阶段。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寻求革命或改良，另一些人则尝试教育救国、实业救国。

　　《大海风》的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位人物：作为一名渔家子弟，他立志学习晚清状元张謇，以实业振兴民族航运。那时中国的航运业几乎被外国轮船垄断，本土力量非常薄弱。他一步步从置办大风船开始，后来购得六艘轮船，在青岛创办轮船行。就在他事业艰难上升时，日军全面侵华，逼近青岛。他响应政府号召，毅然将全部轮船沉入胶州湾航道，以阻挠日军进攻。

　　我希望通过这本书，展现那个动荡年代的历史样貌和渔家风情，讲述航海故事和民族实业家的奋斗，同时反映东西方文化在当时的交流碰撞。比如，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在青岛创办礼贤书院，不仅传播西方文化，还将大量中国文化经典翻译至西方，促成“东风西渐”。《大海风》试图以广阔的社会面，尽可能全面呈现那段历史的文化风貌。

　　□原著名为《缱绻与决绝》，而电视剧改名为《生万物》。这一改动有何特殊意义？你觉得哪个名字更能体现作品的核心价值？

　　■我的原著《缱绻与决绝》，意在表现两代农民对土地的不同情感：老一辈对土地“缱绻”不舍，年轻一代则“决绝”离去。电视剧主要取材于小说的前半部分，侧重刻画老一辈与土地之间的深厚情感，并未过多涉及“决绝”的内容。因此，采用《生万物》这个新名字更为贴切——它突出土地孕育万物、生生不息的力量，既符合剧中主题，也融合了传统文化中“三生万物”的哲学内涵。我认为这个改动是恰当的，它更精准地反映了剧集所表达的核心。

　　□你在《大海风》中描绘了航运业的奋斗者，这些奋斗者的精神内核，与你笔下传统的农民形象有何异同？是否存在一种一以贯之的、属于中国人的奋斗精神？

　　■航运业的奋斗者身上体现的，正是中国人历来所信奉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他们兢兢业业、坚韧不拔地投身于自己的事业，这一点与我笔下的农民形象是相通的。就像《缱绻与决绝》中的农民封大脚、宁绣绣等人，他们同样不甘于被命运安排，不断与生活抗争，为了更好的未来而不懈奋斗。这种自强不息、努力改变命运的精神品质，是一以贯之的，也深深植根于我们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

　　□你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如绣绣、费左氏、翟慧）极具生命力，为何聚焦女性叙事？

　　■女性在不同时代都有坚强卓越的代表。她们的故事既能传递精神力量，也让作品更丰富动人。我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各有特色，不同的命运令人唏嘘。

　　□从《缱绻与决绝》到《经山海》，再到《大海风》，你的写作轨迹几乎与中国近几十年的社会巨变同步。你是否有意识地扮演着“时代记录者”的角色？相较于其他媒介，文学在记录时代方面的其不可替代性在哪里？

　　■是的，文学离不开时代，也应当表现时代。作为一名作家，我确实有意识地承担起记录时代的责任，我的小说创作也始终带有这样的特点。

　　文学在记录时代方面最大的不可替代性，在于它能够为历史保存鲜活的细节。历史著作或许能清晰勾勒发展脉络，但往往是概括和线条式的——例如提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却很难呈现政策落地过程中人们具体的喜怒哀乐、矛盾与希望。

　　文学恰恰能写出那些被大历史忽略的细节。比如我在《缱绻与决绝》中写道：几家农户合用一头耕牛，都抢着先用，牛不堪重负，竟把扶犁的农人抵死；又比如生产队分配集体财产，最后一个电灯泡大家都不知如何分，队长干脆踩上凳子摘下来摔碎。这表现了农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真实心态。

　　这些细节，是历史书无法传递的。历史书只记录脉络，文学的价值在于为时代保存细节，文学正是通过细节的描述，留下鲜活的人物、故事与情感。为时代留存记忆的温度与厚度，是它独特的意义所在。

　　□作为《生万物》的原著作者，你对中国的粮食安全、乡村振兴和农业的未来产生了哪些新的思考？你希望文学能为这些宏大的时代议题带来怎样的影响？

　　■《生万物》在央视热播后，促使很多观众重新关注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如今，不少年轻人对粮食的来源已经缺乏感知——饿了可以点外卖，回家就有饭吃，很少有人认真去想这些食物究竟从何而来。但土地才是生命的根基。这部剧让更多人看到，过去农民“土里刨食”何其艰难。即便今天农业科技、化肥、种子进步了，产量提升了，我们依然要保持忧患意识，居安思危。中国有数量庞大的人口，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粮食减产，就可能导致严重的危机。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国家强调的18亿亩耕地红线，善待土地、珍惜资源，让我们和子孙后代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同样，乡村振兴的核心问题也离不开土地。只有把土地利用好、权益关系理顺、让土地真正产生效益，才能吸引人留在乡村、建设乡村。只有土地有活力、有产出，乡村才能有希望，振兴才不是一句空话。

　　文学的作用，正是通过真实的人物、动人的故事和细腻的细节，唤起人们对这些重大议题的关注与共情。它不像政策文件或统计数据那样直接，却能以情感和叙事的力量，让读者重新思考土地、粮食与乡村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