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玉

　　在图书出版过程中，经常会碰到几种图书使用一个书号合刊的情况，笔者将其简称为“数书合刊”。数书合刊主要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以“集”“全集”“著作集”等形式呈现，如《李镜池周易著作全集》（中华书局2019年版）包括了李镜池先生的11种易学专著；二是同一流派的不同作者和作品以整体形式呈现，如《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是对曹魏建安时期7位文人即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著作的合刊。可以看出，无论哪种形式，数书合刊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在学理方面能够圆融自洽，避免给读者造成生拼硬凑之嫌。现以中华书局2024年推出的《宋初三先生集》为例，谈谈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宋初三先生”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由来已久，根据查询到的资料，可以追溯至南宋大儒朱熹（清丁艮善《新雕徂徕石先生文集跋》对此有记载）。具体来说，“宋初三先生”是指北宋前期的安定先生胡瑗（993—1059年）、泰山先生孙复（992—1057年）和徂徕先生石介（1005—1045年），三人生活在同一时代，志趣相投，有一定的师承关系，都是理学的先驱，是汉唐经学到宋明理学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所以被视作整体，尊称为“宋初三先生”。自朱熹后，这一名称被学者广泛接受，沿用至今。因此，“宋初三先生”之名由来已久，用作书名，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在学理上是立得住的。遗憾的是，尽管“三先生”名气如此之大，但历史上并未出现将三人著作合刊的情况，而是各自单行，这就导致很多读者，甚至唐宋思想史领域的专业研究者，没有条件将三人相关著述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系统研读，从而削弱了三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

　　作为该书责编，多年来，一个重要工作是维护“理学丛书”这条产品线，包括新品的策划和旧书的改型，三先生之名反复出现在不同的理学作品中，于我而言可谓如雷贯耳。出于职业敏感，笔者意识到“三先生”虽非理学家，但对理学思潮的产生发展有过重大影响，因此，很早就有将三人著作合刊推出的动议。其中，石介的著作相对比较集中，有《新雕徂徕石先生全集》等行世，且已有宋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专家陈植锷先生整理的《徂徕石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珠玉在前，故在和陈先生家属取得授权后，体例上按照现行规范予以完善、内容上进行必要的辑录补充即可。胡瑗、孙复则不然，二人的传世著作多数没有整理本，需要加以梳理、搜集和整理。胡瑗的传世作品主要包括经学方面的注解《周易口义》《洪范口义》和合著《皇祐新乐图记》等，孙复主要有《春秋尊王发微》《孙明复先生小集》。《周易口义》《洪范口义》《春秋尊王发微》均是经学史上的名作，是奠定作者学术地位的代表性作品。《皇祐新乐图记》则首次将度量衡制与乐律系统结合研究，开创了图文混编的乐学文献体例，对后世乐律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石介的著述则以单篇文章为主，内容涵盖经史子集四部，语言铿锵有力，颇具批判意味，具有非常鲜明的个人特色。

　　如何将三人的多种著述以合理的结构呈现也值得反复推敲。首先确立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三人著述应系于各自名下，不能打乱，于是设计了三个篇章名页，即“胡瑗集”“孙复集”“石介集”。尽管“石介集”名下只有《徂徕石先生文集》一部著作，但为了保持全书体例的一致性，篇章名页并没有取用“徂徕石先生文集”，而是根据全书情况重新命名，正文的标题则保持原书名不变。“胡瑗集”“孙复集”名下的不同著作，则按照经史子集的顺序加以编排。其次，考虑到前言部分对三先生的人生履历、学术思想、著述情况、版本流传、整理体例等都要有所交代，而附录部分则要辑录三先生的相关佚文和每种著作的序跋、评论等，篇幅很长，为了避免大量材料杂糅在一起给读者带来不便，采取的办法是，在“胡瑗集”“孙复集”“石介集”名下均撰写了单独的前言、凡例和附录，如“胡瑗集”的结构是：胡瑗集前言→胡瑗集凡例→周易口义→洪范口义→皇祐新乐图记→胡瑗集辑佚。如此，三先生名下的内容相对独立，能够摆脱结构限制，尽可能地将材料搜集齐全。当然，这样做也有一个明显不足，即容易使全书结构显得分散，且读者只有看过三个前言后，才能对全书情况有所了解。为了避免这一点，我们在全书的最前面加了一篇“出版说明”，简要概括了三先生的生平、思想和该书的出版缘起，从而使全书结构完整紧凑，方便使用。

　　以上笔者结合《宋初三先生集》的编辑出版谈了对数书合刊现象的粗浅看法。在我看来，数书合刊好比一把双刃剑，用得好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奇妙效果，《宋初三先生集》就是如此，若将三先生著作分别出版，整体价值势必会削弱很多。反之，单纯为了扩充篇幅而将关联度不高的不同作品拼凑在一起，则可能会引起读者的反感，收不到预期的积极效果，因此，在具体操作时当谨慎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