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玉花
今年5月11日，在河南郑州举办的“当代文学之夜”，现场揭晓了“《当代》年度长篇小说五佳”，王安忆《儿女风云录》与张炜《去老万玉家》、邱华栋《空城纪》、李修文《猛虎下山》等入选。
在文学出版板块，原创长篇小说是不可替代的重要一环。它以系统而完整的叙事，捕捉社会的变迁肌理，书写个体命运的浮沉遭际，成为很多出版社重点关注的核心资源。
艺术性是小说的灵魂 《儿女风云录》架构了一个多声部的乐章，个人的SOLO独唱与历史、社会的大合唱组成两个平行时间，交响共奏，一个平凡人的平凡世界，放进了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千禧年之初的五六十年的年轮中，就如同作者拿着一个放大镜在细窥上海历史的地质层。小说里的上海，是小瑟的上海，也是王安忆的上海；读者既是舞台下的观众，也是参与者，通过阅读发现了自己眼中的上海。即使没有完全生活在那段历史时空，也有一部分时间重合，这样读者也借由阅读回溯了自己的个人史。作家和读者，不仅是共同“对抗遗忘”，还共同重述了生活。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好的小说艺术性强。《儿女风云录》描摹出一个落拓但有生命力的灵魂。主人公小瑟就像在都市里讨生活的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有失落、失意，虽然曾经有家，有妻子、儿女，但却感觉总是寄人篱下，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从外在来看，似乎是都市中的弱势群体：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大龄离异单身，不仅失婚而且失去两个子女的抚养权，人到中年，两手空空，孑然一身。
小瑟表面看似乎是一个LOSER的形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他的生活又是热情腾腾、充满原生的生机，无论去北京学舞，在淮北与当地女孩黑三的邂逅，还是魔都舞厅与阿陆头的几度携手共舞，都兴兴头头，唯一就是缺少了“即使深渊，也不惜纵身一跃”的临门一脚。
《儿女风云录》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一是叙事的艺术性。王安忆用独有的不疾不徐的绵密的语言，走进了主人公生活世界的细部和日常。她的叙事超越了纪实性，赋予日常事务以精神重量。读者在阅读时，读的不只是一个故事，可以随时抽离，在眼前读到的页码前停下来，停顿、思索、神游天外；也可以高声朗读，细味品咂。艺术性隐藏在语言节奏、字里行间的呼吸里。
二是挖掘普通人的灵魂。好的小说除了讲故事，还有一个强硬的精神内核，让读者能看到一个灵魂在低徊。《儿女风云录》的主角小瑟，堪称过了“浮泛人生”的代表，也是“平凡的世界”。对于爱情，他不敢往深处去寻，过于迅速地放弃了，对于可能跳出常规的生活选择，他没有勇猛地跨出那一步，在一个套子里，但是又疏离、孤独，在作为舞者的舞台上，他舞着、舞着、舞着，就像默片里的寂静的舞者，也像很多都市中打工的“牛马”，找不到归处，哪里都不是家，正如王安忆所写后记中说的：“我写的是一个寄人篱下的故事”。读到这一句几乎令人落泪。“寄人篱下”四个字，藏着多少内涵，像一个枣核的外壳，剥开来很多辛酸。
在小说的人物身上，照见自己 在小说中，人物的身份并不是那么重要。有时你可以当作一种隐喻或符号；你不必在意写的是舞者、老法师、老爷叔这些身份标签，或者男人、女人的性别标签，这些外在的元素都可以隐去，都不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它是一面镜子，照见自己，既照见自己的生活，也照见自己的灵魂。
小说家通过小说进行一种审美表达，同时也进行一种情感传递，对灵魂的挖掘就是其深沉的社会关怀。
好的长篇小说，让读者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眼泪。人是情感动物。小说打动读者的直接入口就是情感。真挚的情感使得文字具有了温度和热能。
这种情感的浓度是作家内心里本自具足的汁液，是岁月、生活、阅历等共同作用、糅合而生成。
《儿女风云录》中小瑟与阿郭、阿陆头随缘相聚，阿郭既不是小瑟的父亲，也不是亲戚，却在小瑟每个人生的重要关隘适时现身，解其困厄；小瑟看着阿陆头长大，两人有着共舞的默契，是最好的拍档，却始终隔着一层触不到的膜，而这没有妨碍小瑟把阿陆头当作可以托付的人。这些暖色是人性的光芒，一部小说有没有挖掘出人性之光，决定了这部小说的境界是走向升华，还是跌落下去。假如只有饮食男女，只有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没有开阔的精神境界，没有抵达灵魂层次的痛苦或欢欣，没有人格魅力的升华，那么很难成为留得住的作品。精神的层面决定了小说的高度和质地。
长篇小说沉浸式阅读面临挑战，“小长篇”出版或成趋势 碎片化阅读逐渐改变了人们的阅读生活，短视频传播渗透并重塑、改变了阅读习惯。长篇小说的沉浸式阅读模式面临挑战。在此大势下，小说创作也需因时制宜。近年不少作家推出10万字左右的“小长篇”，这或许是长篇小说出版新趋势。
出版界一般更为注重长篇小说的约稿和资源抢夺，其实，这很容易进入一个误区。长篇小说固然分量比较重，但中短篇小说的艺术性不输于长篇。另外，长篇小说的成本、投入、作者的期待值都相对更高，尤其是被寄予厚望冲“茅奖”的作家长篇，争夺更是激烈，出版条件也水涨船高。小长篇与中短篇小说相比，成本有所降低，在当下文学出版市场销量下滑的经济形势之下，或许会有更好的市场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