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叶

　　《牛铃叮当》从城里男孩“我”的视角，描写生气淋漓的乡村生活。作品塑造了立体生动的儿童群像，描写了淳朴深厚的儿童情谊，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反映了作家对乡村自然与儿童成长的独特观察和理解。

　　故事发生于1980年代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开始阶段，制度变革于故事发展而言，提供了一种由新政策而潮涨起来的弥漫于普通人日常生活之中的喜悦氛围，这一背景为欢乐童年提供了保障，儿童主角们便在这一氛围中登场。

　　儿童天然地亲近乡村，亲近大自然。作品的艺术感染力突出表现在作家对乡村生活的无穷兴味的描写之中。看天宝哥与男孩芋头爬竹子斗本领，和双喜、欢生在林子里疯玩，在草地上打滚；和“花鼻子”牛交朋友，和伙伴们赛牛、跳水，唱儿歌；和天宝哥一起捉鱼、拾“白面”（花面狸）、放牛、采菌子……作家凸显了“城”“乡”儿童生活经验的差异，对于长期生活在城市里的“我”来说，乡村首先是一种抽象的“纸面知识”，而置身于真实的乡村大自然之中时，每时每日都感受到眼前的生活是如此具体、丰富、活跃与神奇。且看作家怎样写俩孩子黑夜拾“白面”：“我带着一天疯玩的劳累，沉沉地进入梦乡。突然，我被天宝哥推醒。天宝哥神秘兮兮地冲我眨着眼睛：‘你听……’我侧耳聆听，万籁俱寂的夜空中，传来一声声既沉闷又显凄清的‘喔——喔——’声。”原来那花面狸常在黑夜里爬到树上偷吃拐枣，吃呀吃呀，吃得太饱就爬不下来了，只好莽撞地从树上往下跳，结果摔晕在地，被人类“拾”走。“我”是城里男孩，面对眼前景象，除了惊奇，啥也不懂，天宝哥一方面全过程紧紧关注着这群傻乎乎的小家伙的动静，一方面压低声音回应“我”的种种问话。两个小孩，两种话语，加上事情本身的戏剧性，作家将之写得跌宕起伏，趣味盎然，堪称经典。

　　对今天的读者而言，因远离乡村，远离大自然，阅读的过程，与男孩“我”心心相印，代入感极强。作家卓列兵谙熟乡村生活，谙熟童年心态，其笔下文字亲切自然，细节丰沛，读之，童心在眼，余味悠长。

　　小说始终围绕“我”与村里伙伴的互动推进。“我”在乡村所体验的一切生活都是与同伴一起经历过的，他们彼此打量，以自己的方式示好。他们不需要大人干预，自个儿相互认识，无拘无束地一起玩耍。尤其是与表哥天宝，哥俩“秤不离砣”，形影不离，一起经历诸多惊心动魄之“大事”，如“我”跳水时差点溺水，一起放牛时，牛吃了牛鼓草差点胀死……当“我”终于不得不告别乡下回城时，两个男孩早已建立了无比深厚的情谊。儿童与儿童之间的互动对于儿童精神成长的意义绝不亚于儿童与成人之间的互动。乡村场域为儿童与儿童之间的互动提供无限广阔的空间。

　　同时，作家笔下的乡村并未被描述为一种波澜不惊的风景画，恰恰相反，作家写出了自然乡村的粗粝质感和童年生命的活跃本质，使得作品超越了普通的回忆性儿童小说，而成为一部富含教育学启示、生态伦理观念和突出的童年精神气质的佳作。作品所展现的乡村童年生活之“趣”，亦同时包含乡村生活之“险”、之“智”、之“仁”等丰富的生态思想和朴素的传统观念与智慧。舅舅舅妈处处小心呵护着“我”，怕“我”受伤、受惊、受凉，然而在“我”看来，天宝哥的样范儿才是最使“我”向往和臣服的。天宝哥带着“我”所亲历的一切生活是如此新鲜并令人沉思，爬竹子、上山、下水……这是乡村孩子每天的生活日常，同时包含了来自生态自然的不确定性，有时，甚至有生命危险，然而，“生态”一词的全部魅力也正在这儿。

　　《牛铃叮当》将孩童与乡村生活的天然情感写得如此朴素而又如此立体，赋予了乡村童年超凡拔俗的诗意光辉。一个少年，戴着一顶草帽，敞着胸，高挽着裤腿，牵着一头牛，随着“叮当叮当”的铃声，慢慢走来——卓列兵笔下的这幅素描，正是永恒的乡村童年的象征。有机形态的乡村是长养童年蓬勃的生命力的天然场域，在愈发远离乡村生活的数字化时代，《牛铃叮当》以独特的方式还原了农耕时代的童年真实图景，并唤醒我们重建与乡村、与大自然的链接。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