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琬莹

　　戴逸先生是享誉国内外的清史研究大师。他不仅是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也是国家清史编委会主任。作为当今中国颇具声望的历史学家、最有影响力的人文大家之一，他直到今天，仍然奋进在学术一线，可以说是迄今仍肩负国家重担，工作从未停歇的学术泰斗。

　　戴先生著作等身，其著述影响深远，从非专业的广大读者，到高校学生和研究人员，甚至一些政府决策者，许多人因戴先生的研究而受益。《中国抗战史演义》作于1951年，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不少人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不甚了解，这本普及型读物发挥了极大的社会效益，加深了人民对党和对八路军、新四军的了解，提升了它们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中国近代史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先从思想理论角度撰写历史的近代史著作，梳理了整个近代史脉络。从1978年起，戴先生用7年时间主持编写了70余万字的《简明清史》，厘清了清代历史的主要线索。

　　2003年1月28日，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戴先生受命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他在纂修工作中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力求既还原历史真实，又反映时代精神，既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又勇于学术创新，既要理清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又要放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去看待。以史实为依据，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避免主观臆断。致力于使《清史》成为一部观点鲜明、内容充实、史料丰富、文笔生动的高水平史书，使思想性与学术性达到完美统一，使《清史》成为传世佳作。同时，在编纂《清史》工作中，还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清史专家。

　　令人遗憾的是，戴先生从未有过文集出版，其著述散见各处，没有经过系统整理编排，尤其是主持编纂《清史》以来的文章一直没有经过系统整理。此次文集系统梳理了戴先生学术生涯中的经典著述，包括专著、论文、随笔、序跋、讲演、采访记等等，分门别类后按照时间排序，精编成12卷14册，总规模近500万字。

　　这部《戴逸文集》出版后，对我国历史学学科建设产生了重要意义，而且具有相当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杰出历史学家的思想宝库，为从事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便捷的学习指南和认识路径。

　　首先，它涵括了戴逸先生推动和见证新中国历史学科尤其是中国近代史、清史学科现代转型和发展的重要学术成果。《简明清史》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清史学科体系的开拓性力作，深刻影响了两三代清史学人，也在清代历史文化知识的社会普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他主持编写的《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清通鉴》等大型工具书，也为推进新时期清史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其次，戴逸先生领衔为国纂修清史，《戴逸文集》中的《清史编务》部分是他的工作实录。这部《清史》虽然还没正式出版，但无疑是在继承弘扬中华优秀史学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融合西方史学优点，立足断代史，整体探索中国特色历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要修史实践，它必将载入史册。

　　第三，戴逸先生对18世纪中外历史的整体比较研究，为全球视野下比较史学的系统开拓做出垂范，是领军的、颇有远见的推动者和开拓者，这具体体现在他主编并撰写导言卷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一套书中，该书引起国际18世纪史学界的高度重视，被国际18世纪研究会主席约翰·施洛巴赫称之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他的《乾隆帝及新时代》一书，也深刻体现了他宏大的全球史视野，提供了以一个人物活动自觉反映中外互动下的乾隆时代的示范性作品。

　　第四，《戴逸文集》还倾注了作者经世致用、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史家情怀。如《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既是一部被学界公认的中俄关系史的优秀学术著作，也是一部体现作者“经世致用”情怀的名作，为解决中俄边界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以崭新的思维方式开创了中国研究清朝边疆史先河。

　　此外，这部文集还收录了不少反映戴逸先生的学术观、历史观和当代学术史的珍贵记录，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学术史价值和史学史价值。

　　总之，《戴逸文集》全面展现了当今颇具声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戴逸先生近70年来的治史成果、修史贡献、学术思想，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文集出版后，受到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并且获得北京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