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渠竞帆

　　日前，第十八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以下简称“特贡奖”）揭晓，今年共有来自12个国家的16位获奖者获此殊荣，其中包括6位作家、6位翻译家和4位出版家。本报记者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采访了其中几位，请他们分享对中外文化交流及出版合作的看法和建议。

　　作家柯马丁：携手全球学者做中国研究“同行者”

　　1962年生于德国的作家柯马丁（Martin Kern）看起来非常年轻，而且对中国研究兴趣浓厚。在特贡奖颁奖礼发言时他表示，获得这份荣誉是他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之一。这不仅是对他过去25年学术工作的认可，更是对所有同仁的认可，希望能激励更多人投入到这一研究领域。

　　柯马丁早期在德国做过4年记者，之后想学一些不一样却永远学不完的东西，于是开始学汉语，在德国科隆大学学习一年后申请了到中国留学的奖学金，来北京大学学习2年。在此期间，他有机会跟随袁行霈教授（注：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北大校园内丰富多样的文学、话剧、诗歌朗诵等文化活动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激发了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兴趣。

　　在袁教授的引领下，柯马丁开始对中国汉代、六朝及唐代文学产生兴趣，近20年来以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为主。作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讲席教授及德国科隆大学汉学博士，他深谙德国和和美国的汉学研究。谈及美、德两国汉学研究的差异，他表示，美国的汉学研究聚焦于中国文学且资源丰厚，而德国的汉学研究聚焦于中国历史。相较而言，他更喜欢美国高校的研究环境，因为其研究史料非常丰富，还可以经常与志趣相投的同事交流合作，譬如他与哈佛大学詹姆斯·布莱恩特·柯南德荣休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第17届中华图书特贡奖获奖人）合编了《屈原与楚辞》（Qu Yuan and the Chuci: New Approaches）， 2023年由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出版；他还与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郭西安共同完成了《表演与阐释：早期中国史学研究》，2023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柯马丁表示，郭教授担任《表演与阐释》主编，对书中每个细小问题都进行了核实，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合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支撑。“郭教授为此书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果译者不了解著者意图，就会犯各种错误。在修改和重译《表演与阐释》时，郭教授真正了解我的写作意图，不放过书中任何细节，使用非常优雅的文字进行表达，做到了我想做却做不到的事。”

　　目前柯马丁正与挚友、古典学家格伦·莫斯特（Glenn Most）共同主编《全球古典文献学词典》（Philological Practices: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Lexicon），该书汇聚了近400位学者的智慧。柯马丁还在博睿学术出版社策划了“中国文本历史研究丛书”（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exts ），自2009年以来已出版 17部作品。他认为，出版社的编辑工作与学术著述同等重要。每一部作品都离不开编辑的辛勤付出。

　　柯马丁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先秦、两汉文学，如《诗经》《楚辞》《汉赋》，以及《荀子》《淮南子》等早期诸子著作。现在的主要工作是从出土文献的角度重新研究《诗经》的文化背景，集中在公元前300年左右战国时期楚国郢都的文学，这是从文学社会学角度的创新性解读。柯马丁最喜欢的中国作家是杜甫、苏轼，此外还对民国时代的思想史感兴趣，今后将做相关的研究工作。

　　谈到中外学术合作，柯马丁认为，对中国古典学的研究，需要中外学者间的相互印证。目前美国高校有一些项目，会邀请中国学者去做半年或一年的交流，美国学者也会来中国。柯马丁本人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徐建委共同担任人大文学院“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经常主持一些学术交流、国际研讨会或在会上作演讲，还主持博士生国际工作坊。他表示，学术研究从来不是孤军奋战，他始终将其视为全球学术共同体的一部分。他撰写了大量学术论文和书籍，每一篇都与他人的研究紧密相连。他组织过众多学术会议与合作项目，最终催生出多部集体著作。“我与世界各地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以及与中国同行合作，共同开会交流并撰写学术内容，这不仅增加了我对中国古代研究的兴趣，也在全球建立了广泛的人际关系，未来我将继续做中国古代研究。”

　　翻译家阿列克谢·罗季奥诺夫：积极策划中俄文化交流活动

　　出生于中俄边界地带的阿列克谢·罗季奥诺夫（Aleksei Rodionov），因从小生长的地方距离中国特别近，与中国自然产生了亲近感。考大学时，因为特别热爱外语，就选择了汉语专业，并走上翻译中国文学及研究中国的道路，“一路走来一点也没有后悔过”。

　　2024~2025年是中俄文化年，在此框架内两国已举办青年作家论坛、电影节及文学新书发布等多场文化交流活动。罗季奥诺夫表示，当下俄罗斯社会各界对于了解中国需求强烈，希望更多的中国艺术家、作家、画家来俄罗斯参加活动，也希望俄罗斯文化艺术界代表经常来中国，推动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

　　近几年，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发生了数量和质量上的巨变。让罗季奥诺夫特别高兴的是，圣彼得堡大学的汉学家翻译团队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文学近年来进入俄罗斯外国文学榜单TOP10，现已跃居第6，今年有望进入第5。

　　罗季奥诺夫担任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常务副主任，出于对中国文学的热爱，他长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和研究，还与同事共同翻译了老舍、鲁迅、刘震云、莫言等作家的26部作品，最喜欢老舍、冯骥才、刘震云、迟子建的作品。罗季奥诺夫还策划出版了《边城文集》《白雪乌鸦》《第四十三页文集》等中国现当代文学译文集。他的同事正在翻译《聊斋志异》等中国古典文学及中国戏曲类作品。

　　除了翻译文学，罗季奥诺夫还积极策划中俄文化交流活动。他表示，翻译文学是非常有意思的过程，可以让自己深刻了解中国文化，增加来中国以及认识中国朋友的机会。他曾组织“远东文学问题”国际会议，还策划了刘震云文学和电影节。

　　罗季奥诺夫表示，俄罗斯是爱读书的民族，俄罗斯人不仅爱读俄罗斯文学，还爱读外国文学译作。俄中两国文学交流有近300年的历史，但因文化差异和对政治的过度依赖一直存在不平衡和不稳定。在俄罗斯，中国古典文学读者群稳定且小众化，大众读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持有偏见。在21世纪初，中国古典文学在俄罗斯出版的占比达80%，每年出版15种图书中只有1~2部中国现当代文学。随着中国崛起、俄中两国关系加深以及中国政府加大文学推广力度，俄罗斯的汉语热进一步升温，大众读者也越来越关注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从2014年起，中国当代小说译本猛增，数量超过中国古典文学译本。近10年，200多位作家的400多部中国当代小说被译成俄文。长篇小说翻译TOP5的作家分别是曹文轩（7部）、莫言（6部）、刘震云（6部）、刘慈欣（5部）、张炜（5部）。

　　他还介绍了中国网文在俄罗斯的市场情况。从2022年起，墨香铜臭、天下归元、桐华等中国网文作家作品闯入俄罗斯图书市场。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墨香铜臭的《天官赐福》，其发行量逾50万册，登顶俄罗斯2023年文学类榜单。

　　此外，获得文学奖项是中国文学在俄罗斯更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如20世纪50年代的周立波、刘白羽、丁玲、贺敬之、丁毅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从2019年起，毕飞宇、刘慈欣、刘震云、莫言、张悦然、余华等作家的作品每年获得托尔斯泰庄园文学奖最佳外译小说奖提名，2022年余华的《兄弟》最终获奖。此外，中国导演孟京辉、动物文学作家黑鹤、饮食文学作家崔岱远、刘震云分获不同奖项。罗季奥诺夫强调，中国文学在俄罗斯备受关注，一方面得益于2012年莫言荣获诺奖的助推，另一方面，中国文学译介推广、国家形象进一步改善、中国政府外译支持政策、两国文化交流等因素也发挥了累积效应。相信这些因素将进一步推进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广泛传播。

　　出版人阿诺德·贝格尔：人文社科出版的意义在于推动思维方式转变

　　阿诺德·贝格尔（Arnaud Béglé）对于能够代表彼得·朗（Peter Lang）出版公司接受这一殊荣感到非常荣幸，“这不仅是对我们长期恪守学术卓越的见证，更是对我们搭建中国与全球学术思想之桥的崇高礼赞”。在颁奖礼上，他正式宣布彼得·朗的新译名——兰培德。希望兰培德能如兰花般培育学术品德，成为连接东西方学术出版的文明之桥，让深邃的思想跨越山海，生生不息。

　　自1970年创立以来，兰培德终坚持向全球传播高质量的前沿学术成果，在国际直销与发行领域积淀了丰富经验。凭借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多语种出版能力，以及遍布欧美亚三大洲的全球分支机构，致力于推动中国学术研究走向世界，通过严谨的学术出版促进跨文明对话。

　　贝格尔2015年加入兰培德董事会，2017年主导并启动“中国出版计划”，2018年就任CEO。贝格尔表示，多年来通过稳步推进，兰培德已与50余家中国出版社、高校及研究机构联合推出逾千种多语种中国主题著作，彰显中国人文社科研究的卓越成就。其中包括多种经久不衰的汉学与中国研究丛书，该公司获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及出版的《中华史纲》西班牙文版，已成为拉美外交官深入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权威读本。

　　兰培德依托全球战略布局和多语种出版优势，将中国学术成果引介给世界读者，并通过与顶尖中国出版社合作，促成数百种学术著作中译本问世。贝格尔表示，“‘中国出版计划’至今已持续5年多。在中国市场之外，我们还与全球百余个国家的作者合作，出版其学术著作。“中国作为全球重要国家之一，是兰培德的重点出版计划之一，至今已出版中国相关书籍约1000种，但中国只是兰培德关注的全球版图之一，兰培德出版的4万种图书中中国图书占比只有2.5%。”

　　谈及为何持续深耕人文社科领域，贝格尔表示，兰培德始终坚信人文社科的力量。“虽然当今世界STM领域更受关注，且业界普遍认为与STM直接相关的技术革新、新能源或疫苗研发才能为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但是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需要思维方式的转变——这正是人文社科的价值所在。通过人文社科出版，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人性，推动集体认知升级。而且面对危机时，改变行为模式本身也是提供解决方案的重要内容。”

　　兰培德已与50余家中国出版社、高校及研究机构开展合作。贝格尔表示，中国积累了数千年的智慧亟待与全球共享，兰培德已与中国各类机构合作，出版涵盖历史、哲学、音乐、艺术等领域的作品。这些承载人类文明的内容，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目前兰培德出版的中国图书覆盖人文社科等领域，而且日益注重跨学科研究，即通过集结不同视角的学者，在合集中呈现多元观点。

　　贝格尔透露，他最近在阅读《易经》欧洲译本，这一版本从西方学者视角作出阐释和解读，其文本蕴含的深意令人着迷。谈及翻译，他认为翻译深奥文本很有挑战，兰培德通常与高校专家合作，“相较于字面翻译，更重要的是译者对内容的深刻理解，因此专业素养比语言技巧更重要”。

　　被问到中国作者和出版社如何才能进入国际市场，贝格尔认为，关键在于明确创作初衷，到底是什么激发了研究热情？这项研究如何能推动人类认知变革？厘清这些才能制定有效的全球传播策略。

　　对于全球化战略，贝格尔认为，其核心有两点：面向全球市场的在地化布局，以及数据驱动的精准传播。他表示，出版社须重视在海外的本土化运营并借助数据和新技术力量将优质内容精准推给需要的人群。“如今技术正在重塑整个发行生态，兰培德通过技术手段将元数据导入不同分销渠道，其中既有批发商和代理商，也涵盖各国书店及亚马逊等全球平台。”

　　“在当今这个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文明互鉴的时代，人类更加需要促进相互理解。”贝格尔表示，“兰培德未来将更加深度融入中国学术生态圈，启动更多合作出版项目，聚焦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数字人文等全球议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出版人芙蓉：继续翻译出版事业 呈现中国多元样貌

　　芙蓉（Samah Mohamed Korashy Abdelkader）表示，她和中国的缘分得益于她的父亲。1999年上大学时，她原本想学德语，她父亲鼓励她学汉语：“中国将来在世界上会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学汉语可以让你找到很好的工作。”

　　实际上，学习汉语以来芙蓉从未后悔过。她在埃及从本科到博士一直就读汉语专业，2008年来到中国，生活因此发生了很大改变。在中国她认识了她的丈夫——从突尼斯来中国读研究生，两人在北京语言大学读书，相识后结婚生子，共同在北京度过了7年的愉快时光。在此期间芙蓉拿到了汉语教学语言学博士学位，2014年与丈夫一起回突尼斯。

　　回到突尼斯后，芙蓉在迦太基大学高等语言学院教汉语，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但是她发现，突尼斯的书店几乎没有关于中国的图书，于是她到突尼斯四处拜访政府部门和出版社，希望出版中国的图书。然而出于文化、翻译等因素的担忧迟迟没有得到回应。于是，芙蓉和丈夫在2016年成立了东方知识出版社，芙蓉担任国际合作部主任，开始与中国不同的出版社联系翻译出版事宜，从中国出版社的推荐书单中挑选较有代表性的作品翻译出版阿文版，之后参加突尼斯国际书展，向当地读者推介，增加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东方知识出版社每年会参加突尼斯国际书展和国家书展。随着翻译出版的中国图书越来越多，这些译本日益受到当地读者欢迎。芙蓉介绍，他们每年翻译出版十几种中国图书阿文版，并在突尼斯发行，至今共翻译出版逾80种中国图书。他们还参加过约旦安曼国际书展、利雅德书展等，将这些图书在阿拉伯国家广泛传播。2022年他们成立了东方知识书店，通过书店、网络推广中国图书。

　　芙蓉表示，她翻译的图书类型多样，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类别，此类图书附有精美插图，便于向当地读者介绍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她还翻译审定过文学类作品，如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我比较喜欢李娟的作品，因为李娟是位女作家，通过她的作品，可以了解到中国人的真实生活和社会状况。此外，我也喜欢中国青少年作品，如曹文轩的儿童小说，以及星河的科幻作品《北京小子》。”

　　谈及挑选书目，芙蓉表示，有时会从中国出版社的推荐书目中挑选，有时会查一下关于中国不同方面的图书，之后与中国出版社联络。在挑选时她不以作家的知名度为唯一标准，而是要看内容是否符合当地读者的阅读需求，她也会通过参加书展等方式，与当地读者交流，了解他们对中国哪些题材更感兴趣。

　　翻译出版时会遇到有文化背景的词语，芙蓉说，她会收集资料作进一步解释，翻译地名和人名时则会选择当地读者易于接受的译文，减少读者的阅读障碍。

　　东方知识出版社成立9年多来，已与中国20家出版社开展合作。芙蓉表示，希望今后继续翻译出版中国图书，呈现中国的多元样貌，尤其是多翻译一些中国经济和文学类图书，向阿语地区传播中国经济发展的成熟经验。

　　芙蓉还表示，通过参加阿拉伯国家的书展，她发现中国文学最受欢迎、易于接受，也便于海外读者了解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她希望将来可以翻译更多中国文学作家，尤其是当代作家的优秀作品，在阿拉伯国家推广和发行。

　　芙蓉表示，这些年翻译出版的图书已有80多种，能够获得特贡奖是对自己推广中国文化工作的认可，更有责任继续讲好中国故事，翻译出版中国图书，深入研究中国，把中国的方方面面介绍给阿拉伯读者，让更多阿拉伯人发现中国成功的奥秘。（下转第13版）　　（上接第12版）

　　出版人高崖：以图书为文化信使 推动中印信任及交流合作

　　2008年高崖（Kaushal Goyal）第一次来中国，此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现代化发展愿景都让他着迷。与中国出版商和同行交谈后他意识到，印度对现代中国思想和文学的了解非常匮乏。他说，出版不只是门生意，更是连接人与思想的桥梁，图书是连接彼此的有力工具。10多年来这种信念一直激励他翻译和出版中国图书。

　　谈及印象深刻的中国图书，高崖表示，很多中国图书他都喜欢，每一本自有其意义。曹文轩的《青铜葵花》（Bronze and Sunflower）看似简单却蕴意深刻，讲述了人们普遍关心的主题：坚韧、失去及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图解中国梦》（Chinese Dream in Pictures）则将视觉与叙述完美结合，带领读者踏上中国之旅。

　　高崖所在的印度通用图书出版社（GBD Books）出版了《西游记》《青铜葵花》等40余种中国图书。他表示，当双方不只将图书作为产品，而是作为文化信使时，合作就会发挥最佳效果。如在翻译《西游记》时，印地语译者意外发现中印价值观有意外的相似之处，这激发了他对文本更深的敬意和情感连接，也让他意识到，虽然语言和信仰各不相同，但故事的精神内核常常是一致的。这也加深了信任及跨文化出版中的共同目标。

　　谈到开发本土化图书，高崖建议作者在创作时就以全球读者为对象，这样就不会失去故事的灵魂。文本必须有文化深度，同时要有亲近感。简短的前言或脚注可以帮助国际读者更好地参与进来。对于童书来说，生动的插图和带着感情叙事是关键要素。对于成人读物，人性、正义、家庭和毅力等题材更能引起全球读者共鸣。

　　据悉，通用图书出版社与中国20多家出版社合作，翻译出版了150多种中国图书，题材覆盖政治、哲学、教育和少儿文学等类别。高崖表示，以视觉上更直观、更吸引人的方式讲述中国历史、哲学和社会发展的图书都销得不错。当内容与日常生活有关联，并符合人类价值观，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这正是通用图书出版社的出版目标。为推广中国作家作品，该社通过与学校合作项目，参加书展、图书馆和文化机构的活动，也越来越多地通过数字平台进行推广，并联系教育工作者和文学达人在各自的粉丝群体中推荐。

　　通用图书出版社还在印度新德里设立“中国图书中心”，积极展示中华文化，促进中印出版合作和文化交流。高崖表示，未来这将是重中之重。该社计划每年翻译出版30种中国新书，还将出版双语儿童读物以及印中哲学比较书籍。“相信翻译工作坊、合著图书，以及学生交换项目等形式能够加强两国文学和文化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