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江玉婷

　　不久前，付秀莹的新作《野望》出版。她在办公室接受采访，屋内挂着一幅一人高的书法作品，上书黄庭坚诗：“似僧有发，似俗无尘。作梦中梦，见身外身。”桌上摆了一盆绿萝，枝叶茂盛，茎蔓搭着桌沿，一直垂到地面。掉了的枝子，也被付秀莹单独收起来，插在一个束口圆肚绿瓷瓶里养着。

　　《野望》与上一部长篇小说《陌上》是“姊妹篇”，续写了“芳村”里的事儿。当付秀莹从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的一个小村庄远走，在他乡写下巨变中的故土，她就实现了精神上的还乡。

　　《野望》出自《陌上》

　　2016年，付秀莹的长篇小说《陌上》出版。她未曾预料到，《陌上》在家乡引起了关注，多个微信公众号发了新书消息。“无极味道”持续连载《陌上》，一连发了9期。读者在文章下留言，讨论“芳村”是南汪村，还是郭吕村。网友“从不吃人的老虎”说，“这是我村的骄傲”；“菜园子张清”留言，“想起了邻居婶子在房顶上骂街”；“刘青-ups”则感慨，“我买了本，看完了！件件都是现在村里天天发生的事，每个人物都能看到村人的影子！”

　　《陌上》的出版方找到付秀莹，告诉她不能再连载了，会影响纸质书售卖。付秀莹联系对方叫停。为此，“无极味道”特地发了一篇题为《敬告读者》的推送，大意是因为出版社授权章节限制，只能刊登到此。3年后，还有读者在留言区问，《陌上》连载的栏目还有吗？

　　《野望》也是如此。这部小说最初在《十月》杂志连载，杂志上市没几天，“无极味道”就发布了4500字的书评。作者王晓攀的理解是：“野望，有田野的地方就有希望。哪怕是墙根儿底下的野蒿子也有春天。”末了，他推荐大家购买杂志，“25元一本，一盒烟，二两白酒的价格，就能享受到惬意的家乡题材的文学作品，真是无限超值”。

　　大学毕业后，付秀莹一直生活在北京，离家近30年，与故乡远去。《陌上》出版后，一度散失的发小、老同学、老邻居找到了她，重新建立了联系。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庄稼汉，不了解女儿的创作，但也觉察出了变化。比如，再到镇上赶集，就会有人说，“他家闺女写的。”那段时间，姐姐家时常来人问付秀莹什么时候回来。最近，姐姐告诉付秀莹，村里要来人，可能是武汉一所大学的师生。电话打到村主任那儿，问付家是不是在这，家里还有什么人，他们要来采访。村里人很惊慌，不知道要怎么接待。姐姐疑惑，问：“他们怎么知道村主任的号码？”

　　还有一次，附近村的一位老人托人找到付秀莹的姐姐，她想找付秀莹。姐姐不认得老人，但还是告诉了妹妹。付秀莹打过去，两人聊了一个多小时，手机都烫了。老太太说：“我特别想当一回主人公，你能不能写写我？我把我的一辈子都告诉你。”这些话老人从未和子女说过，曾经的苦难无从说起，但她觉得付秀莹能理解。付秀莹至今也没和这位老人见过面。她想象老人平日里走在街上的场景，日出日落，人来人往，老人心中的海啸无人知晓。

　　“心态更好了，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付秀莹提到，和写《陌上》时相比，现在不再从技术上思考如何修饰文字，而是“我手写我心”，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事儿。她认为，《野望》就像庄稼一样，不太引人注目，但它是自然的、朴实的、诚恳的，确实属于那片土地，也只有那片土地，才能长出这株庄稼。《野望》的新书发布会上，评论家贺绍俊说，这是只有付秀莹能写出来的小说。

　　乡土正在松动

　　《野望》从翠台吃罢早饭，走到父亲院里讲起。这天是小寒，风又冷又硬，把脸蛋子割得生疼。父亲抽着烟，翠台通开炉子，添了两块煤，屋子里暖和起来。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书里有一段翠台的内心独白，她想，“如今在芳村，小子多，闺女少，闺女家金贵的不行，娶媳妇就像过火焰山，千难万难。”

　　中年妇女翠台正在火焰山中。儿子与儿媳吵架，爱梨带女儿回了娘家，家庭分崩离析。大寒这天，翠台一早到土地庙烧香、磕头，她念叨，自己一辈子没做过出格的事，这个坎儿，老天爷怎么也得叫她迈过去吧。

　　“在农村，在母亲的心里，这是个很大的事。”付秀莹解释，翠台是付出型的女性，她把目光投入家庭内部。这还是一笔经济账，如果小两口离婚，她要重新给儿子娶媳妇。为了这门亲事，翠台倾尽所有，还欠下了外债。在农村，谈婚论嫁就是谈条件，女方要彩礼，要金首饰，要改口费，还要“一动一不动”——“一动”是车，“一不动”是县城的一套房，前后相加得几十万。粮食卖不上价，翠台的丈夫养猪，年底遭了瘟，几百头猪全死了。

　　几周前，付秀莹在北京雍和书庭签书。现场，一位年轻读者说：“感谢你写出了90后农村父母和孩子的心声。”他从小在农村长大，后到城里生活。因为还没结婚，家里天天逼着他相亲。在农村，娶媳妇是件天大的事。如果没有对象，或者是娶不上媳妇，父母觉得丢脸，都不愿意出门。子女离婚也一样，村里人会议论，令父母抬不起头。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写到，乡土的“土”指的是泥土。向泥土讨生活的人不能老移动，在一个地方出生就在这生长下去，一直到死。然而，安定、稳固的乡土正在松动。翠台骂儿子懒，天天赖在家，只知道玩手机。大坡说，我不是懒，我就是不想种地。然而，新的出路还未出现：村里的皮革厂因为污染关停，做生意要有本钱，出去打工要托人，活不好找。丈夫挣不来钱，妻子闹脾气，日积月累，矛盾就像果子，愈长愈大。

　　农村是熟人社会，人们天长日久地住在一起，家家都能攀上亲。关系就像丝线，密密地织成一张错综复杂的大网，翠台被“关系”包裹着，她在网中央。例如，翠台去广聚家，路过一户人家，门里出来一个妇女，明晃晃地笑，一面叫她嫂子。翠台一看，是团聚媳妇。类似的描述在书中频繁出现，当翠台看见一个人，她首先想到的是关系，而不是姓名。

　　“女人在家里是没有名字的，到现在也是一样。”付秀莹平静地陈述，继续说：“她靠什么来表示自己的存在，是男人，男人是坐标。”直到现在，付秀莹回老家，人们见了她，叫的都是“付家闺女回来了”。短篇《小年过》里，爱梨刚过门，翠台觉着“梨”与“离”谐音，不吉利，动了让儿媳改名的心思。早年间，媳妇进门，要是名字和长辈冲撞了，得把那个字改掉，新名字一叫就是一辈子。不止是女性，随着人愈渐衰老，男性也会在家庭中隐没。短篇《迟暮》里，付秀莹写了一个迟暮老人。他疑惑，不知道从何时起，人们天天起立长，起立短，只叫他起立爹，好像忘了他的名字，似乎他一开始就是起立爹。（本文为采访节选，全文详见微信公众号“好书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