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乡土叙事 现代性 美学维度
○陈 香
一种文学叙事，必然有其内在动力。
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怀乡之心、文化之乡愁一直是现代以来作家笔下的重点题材之一。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乡土是文学表述的核心，又是文学经验、意识形态发生的主要领地，也是理解我们自身的历史，进入本土性和现代性等复杂关系的重要切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乡土叙事，以厚重的历史承载了丰富的内容；同时，乡土也是儿童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叙事组成。
乡土叙事的承载物和运行轨迹，往往是“别处”的隐匿和生活的重建。乡土叙事，往往是作家寄情于一个文化地理意义的审美空间，并运用某种视野重新予以观照，以参与乡土者生命历史和主体性生成的建构。当时间来到新时代，探究乡土与现代性的关系，探究乡土世界和乡土存在者在现代性中的命运和主体性的建立，成为新时代乡土文学的重要命题。
即使在大山深处，也日益融入了现代化的时代脉动中。外出的人群开始归来，探索新时代的乡村创业道路；凝结着古老传统的民间文化，又如何不仅仅是被搁置在博物馆，而是与现代性共舞，与现代生活共生共融？从出走到归来，民族文化如何从传承接续到实现“活化”发展——当中国的乡土日益融入现代性洪流之时，需要文学艺术对此历史进程作出观察、描述、阐释和建构。
儿童乡土小说是乡土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儿童视角出发、面向儿童读者、符合儿童审美心理的，面向此一重要题材的补阙。王勇英的新作《我们家》，即是这一新时代进程书写的代表作品之一。
追溯乡土叙事源头
追溯乡土叙事源头，可体味作家乡土叙事的文化起因和内在推动力。
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人与土地之间的联系不再直接，都市繁荣将人的躯体剥离大地，但人的精神，却徘徊在城乡之间无处皈依。可以寄托情感的乡邦，是心灵意义的“桃花源”，人们以文化或精神意义的还乡，抵御现实的各种不确定性。
童年记忆的乡土，是最没有异己感和让人心神安宁的土地。当作家历经都市生活变迁，童年时的乡土记忆便浮出表层，童年乡土经验汇聚为笔下的感慨万端，在过去与现实、回忆与重构中彰显着文学的张力。
王勇英从2004年开始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受时风所感，创作的大多为畅销的“热闹型”校园儿童故事。2011年，她以广西客家文化为背景的“弄泥的童年风景”系列小说的出版，标志着她的乡土文学世界的肇始。其后，从《巫师的传人》《雾里青花泥》《巴澎的城》，到《花石木鸟》《狼洞的外婆》《我们家》，以作品中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地域空间，潜藏生命深处的童年经验，诗意细腻的语言、鲜活生动的笔触，标志着王勇英的壮乡民族文化传承，叠加乡土情感承载、童年经验回望的艺术世界的生成。
独特美学维度
乡土叙事中，环境空间与人物本身的叙事紧密结合。环境既有独立的审美意义，又有力地参与到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另一方面，活动于环境中的人，人所创造的行为方式，行为方式所扩展形成的生活传统，又促成了环境审美特征的形成。
王勇英以带有灵性的想象力，呈现出极具乡野气息的壮乡大地，以具异域巫气的文化元素，形成神秘野性的乡土叙事空间。如在《我们家》中，以叮公为代表的壮族歌师文化，以花婆为代表的苗族“唱天婆”文化。“传说中的叮在很久以前是歌师的法器。歌师用叮来跟灵魂说话。传说中的鼎，在古时候用来把唱天婆说的话传给自然万物听。自然万物逝去后都保留有灵魂，比如一朵花败后，逝去的花也有灵魂，所以也唱给自然万物的灵魂听。”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曾长久左右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中，万物都被赋予了生命和灵魂，同时，万物也是平等的。在这“幻想的梦境”般的现实中，人以直觉体悟万物，而万物，也被赋予了生命和灵魂。
此外，王勇英在其乡土叙事中对民俗器具、民俗仪式、民俗理念的呈现，展现了壮苗瑶等西南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画卷，其后更是一代又一代的集体无意识的凝聚。火塘、油茶、壮族民居，咒歌、铜鼓、扁担舞，这些壮乡人的日用伦常和民俗仪式，是乡土意蕴的内在承载物；而万物有灵、阿爷山野弹叮、阿奶江上唱天等民俗行为和理念，折射的则是人对这片大地的理解，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
当然，儿童的阅读接受心理，也与王勇英所构建的这个乡土世界暗合。儿童的认知接受，与幻想、泛灵、任意逻辑相关；王勇英笔下这个充满灵性的纯粹世界里，动物皆通人情，万物皆有灵。包括其乡土世界中的人物，皆丰润饱满、自由奔放、纯真善良，还原了人的原初状态和质朴天性。
从语言艺术来看，王勇英的作品叙事悠缓，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线，人物的生活日常如水般流动，潺潺奔流。其语言结合了诗意幽远的乡土意味和稚拙浓郁的儿童色彩，一如春天，散发着破土而出的泥土清香；又如夏夜，鸣蝉蛙叫，溢满了热闹的童真。语言的天真童趣之味，潮湿南国的村野气息，融合成王勇英的独特语言风味。
流动于作品中的意象，注入了个人主观情感体验的客观对象，如壮乡山乡风景、壮瑶特色食物、民族特有服饰，包括雾、风、木楼、阳光、河流等壮家山乡的白描画，加之湿润的泥土气息、山野气息，为作品带来了一种诗意之美。独特的民情风俗、人物的淳朴天性，与充满灵性的山野相得益彰。
乡土与现代相融
现代化并未抛弃乡土，乡土的温情，淳朴的乡风民俗，在乡村的现代性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而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接续，凝结古老文化的民间情态如何与现代性共舞，也容纳到儿童小说乡土叙事的视界中来。
对王勇英而言，其乡土世界的构建，也走过了从书写乡土情结与现代性的牵扯，到完成乡土与现代性相融的过程。如此前的《雾里青花泥》中，土生土长的青麦子也感受到了城市的便捷与繁华，借村民之口说出了城市的好处。尽管被别处拉扯，但麦子还是回到了她的乡土，成为倾向于传统与牧歌文化的现代人。但到《我们家》中，王勇英将其乡土叙事大大往前推进了一步，即书写现代性与传统文化的相生相融。
比如，曾经在繁华都市深圳工作的小姑爱侬，回到山乡，运用视频直播帮村里人带货，这些蜡染的窗帘桌布围巾钱包、壮锦苗锦、山货走鸡，甚至小主人公噶花的父亲杨长平所制作的天琴，都成为了抢手货。噶花的叔叔、婶婶在县城的一所小学任教，他们尝试把天琴、壮锦、民族服饰等引入学校。
在王勇英《巫师的传人》《雾里青花泥》《巴澎的城》等作品中，“守望者”的形象很是动人。他们于时间中坚守，守望现代文明空间之外的传统文化，饱含着对传统的怜惜之情。因为传统中浓缩了太多他们的记忆与情感，所以他们用余生坚守，成为一个只能看见“背影”的群体。如果说，王勇英之前的作品是在叙事中将现代性悬置，那么，在《我们家》中，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比如，噶花的哥哥鼓嘎，是一个年轻又充满艺术探索力的歌手，他尝试以融合多元的艺术手法展现“咒歌”和“天琴”的艺术魅力，在公开场合表演，希望获得更多受众对“咒歌”和“天琴”的喜爱；但噶花的爷爷叮公，则固守“叮”就是“叮”，“咒歌”就是“咒歌”，只能为逝去的魂灵而唱，是郑重的法器和仪式，而非“卖艺”式的存在。
乡土单纯而固执的信仰，如何与现代性相生相融？作品中给出的解决方法是，在噶花“很久很久以前，仙人就有葫芦了，仙人的葫芦可是用来装仙丹的，不是用来做叮的呢。我们壮族歌师用葫芦来做了叮，仙人都不生气，可是鼓嘎阿哥用葫芦做天琴，阿爷又生气了”的童言稚语中，叮公默许了鼓嘎的改良。传统的守护者不再是寂寞的形象——独自游走于守护的技艺或信仰之中，他们日益在寻找传统与当下、城市包括公众的通道；而他们本人也作为一种符号化的存在，引起了联结现代性文明的想象，也揭示了推动山乡转型和变革的力量在何方。
当然，人类总是需要有类似的桃花源，以供精神的栖息与回归。在《我们家》中，画家时风来到壮乡的采风，与噶花一家的深度碰撞，正是缘于自己“一直被人催促着画画”“从那些画中找不到触动内心的力量”的无力感。
“叮”也好，“咒歌”也罢，或者“唱天婆”的“鼎”，凝聚了时间的记忆，是传统的纪念碑。侧身于时间的洪流与节点上，此时与彼时的接续、发展、创造、共生，在《我们家》中，被以鼓嘎和噶花为代表的少年与儿童承接住了。山乡的族群，本质就是文化的共同体；而儿童，是这一文化共同体的传承者。新儿童乡土小说所表现的乡村族群中的儿童的新特质，正是儿童对多元共生的现代社会的调适、吸收和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