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宋元 词学 文学研究

　　○汪 攀

　　丁放、甘松著《宋元词学史》将宋元时期的词学演变发展的历史作为核心研究对象，紧密联系当时的经济文化政治背景，点面结合、以线贯穿、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对宋元时期词学发展演变的历史作全面而系统的梳理与探讨。既从历时性的角度揭示出宋元时期词学的发展演变脉络，探究词学理论的起源及演变；也从共时性的角度整理宋金元时期主要词学观和词学理论，总结评价这一时期词学理论研究各种成果的意义和价值。 

　　《宋元词学史》以宏阔的学术视野，在千年词学流变中构建起一座贯通词乐形态、词籍流传与词学理论的三维坐标和多维度的阐释体系。作者以词体本位的艺术自觉，揭示了宋元词学从实践突破到理论觉醒的完整脉络；在词体艺术的生命周期中探寻其兴衰嬗变的深层逻辑，展现出词学研究范式转型的学术自觉；在词史演进与词论建构的双向互动中，呈现出中国韵文传统中最为璀璨的明珠如何完成其精神蜕变。

　　词乐体系的解构与重构

　　北宋词坛的繁荣建立在完备的燕乐体系之上，《宋元词学史》通过梳理大晟乐府到民间新声的流转轨迹，揭示出词体音乐基因的复杂性。柳永“新声竞奏”的创作实践实则是士大夫文化与市民审美碰撞的产物，周邦彦“下字运意皆有法度”的词学追求暗含着雅俗音乐元素的调和策略。至南宋姜夔“自度曲”的出现，标志着词人从被动倚声转向主动制谱，这种音乐主体意识的觉醒为后世词乐衰微后的文体独立埋下伏笔。

　　金元词乐在文化碰撞中呈现出独特的演化路径。著作指出，“金乐得自北宋之汴京”“元乐则继承了金乐”，但是到元代，“词尚有可歌者，但已逐渐趋于衰落”，并直接指出词乐亡于元。当女真民族的马上之乐与蒙古民族的“达达乐曲”不断解构传统词乐的宫调体系，宋代蔚为壮观的词牌不可避免地发生韵律变异。当元杂剧的“曲唱”艺术吸纳了词体养分，词乐最终在艺术形式的代谢中完成其历史使命。 

　　词体艺术本位的觉醒

　　晚唐五代，“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的文人词是歌筵舞榭上侑酒佐欢之具”，“到李煜手中，词在艺术上才算真正成熟”，李煜的“血泪书写”标志着词体艺术生命的真正觉醒。王国维所谓“始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的论断，被具象化为南唐故都的残垣与汴梁宫阙的月影。这种艺术本体的觉醒，恰似敦煌飞天挣脱洞窟的束缚，在宋词的天宇中舒展其审美维度。

　　宋代词话在诗教传统与音乐本位之间建构起独特的理论话语。李清照《词论》以“别是一家”确立文体边界，杨缵《作词五要》将协律置于创作首位，反映出南宋词坛对音乐本体的最后坚守。这些看似对立的观点在《宋元词学史》中获得辩证性阐释，显示出理论争鸣如何推动词体艺术的形式自觉。

　　创作实践的双峰并峙

　　书中对苏、柳词风多有评述。对前人的东坡“以诗为词”和苏词不可歌、不协律之论多有驳斥，并通过仔细稽考，罗列苏轼可歌之词40首。苏轼的“以诗为词”不是简单的文体僭越，而是士大夫精神对音乐形式的重新占领。《水调歌头》的明月清辉下，词乐同源的本质在“指出向上一路”中得以保全。与之形成奇妙对照的柳永，则将词体彻底沉入市井的烟火。柳词中“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叛逆，实则是新兴市民阶层审美趣味的胜利宣言。这种雅俗分野在金元词集《绝妙好词》与《草堂诗余》的编纂取向中得到历史回响。 

　　理论建构的多元对话

　　金元词论在文化转型中开辟出多元对话的理论空间。王灼《碧鸡漫志》对词乐源流的考辨与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的诗话体批评，构成了宋人词学观的双重镜像。至张炎《词源》标举“清空骚雅”，词学完成了从技法总结到美学范畴的飞跃。金元之际的《滹南诗话》与《浩然斋雅谈》，则在北地铁马与江南烟雨的碰撞中，见证着词体精神的嬗变。元好问“慷慨歌谣绝不传”的呼喊，不仅是时代悲音的投射，更是词体容纳历史的明证。陆辅之《词旨》强调“命意贵远，用字贵便”，预示着词学重心向文本本体的转移。这种理论转向与词乐衰微形成历史合谋，使词体最终完成从音乐文学向抒情诗体的蜕变。

　　在词学研究方法论的层面，《宋元词学史》的跨学科视野不仅拓展了词学研究的疆域，更在方法论层面为传统文体研究提供了新范式。当著作将词体艺术置于文化生态的整体场域中考察，那些曾经被割裂的音乐形态、文本结构与理论话语，终在历史长河中呈现出有机的生命律动。

　　在这部厚重的词学论著中，作者以考古学家般的耐心梳理词体发展的地层，又以哲学家般的睿智揭示艺术规律的脉动。当我们将视线投向《中州乐府》中保存的北方词脉，再回望周密编选《绝妙好词》的审美坚守，便能理解词学传统如何在宋元易代之际完成其文化基因的传承。这种穿越时空的理论观照，使得该书既是对往昔词学成就的总结，更是对当下文学研究的启示——艺术的永恒生命，永远在形式创新与精神坚守的张力中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