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书林（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

　　我们深切怀念、敬重刘杲同志，是因为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知识、智慧和辛劳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的出版事业，并在这个过程中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刘杲同志从改革开放以来直至他离开领导工作岗位，是这段时间中有关出版的重要文件、重要法律法规的主要起草者之一，是重要出版工作、重大出版工程的参与者和领导者。

　　我们深切怀念、敬重刘杲同志，是因为他关心同志，关心青年的成长，用榜样的力量影响了一代出版人，成为大家心中的楷模。

　　我讲一讲，从我入职、工作期间到退休时的三件事。

　　1982年，我入职不久，工作中我发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篇关于印刷业和各个国家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的报告，从宏观上论述了出版工作的重要性。我把这份资料整理成简报上报后，受到了许力以、宋木文和刘杲同志的关注，许力以、刘杲同志把这篇文章推荐给时任《出版工作》主编的方厚枢同志，并发表了此文。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他说，在中央机关工作，首先要学会让研究成果为机关的工作服务，然后在行业中产生影响促进工作。要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工作要求，与出版工作的实际、出版规律的考量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工作。现在回想，入职不久便能得到这些“高人”的指点，学会工作方法，这是何等的幸运！对我今后的工作和成长是何等之重要！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作为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我开始分管发行工作，在书业发行的一次会上，我谈了对发行工作的想法，报纸刊发后，受到了刘杲同志的关注，他打了一个长长的电话，既充分肯定了我的许多想法，又对如何更好地开展工作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使我深受教育和启发。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2014年我从新闻出版广电管理岗位上退下后，去拜访刘杲同志。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说退休之后是大好时光，可以选择既对党和国家有利、受出版界欢迎，又力所能及的工作，继续发挥余热。这是我退休10多年来还能保持工作意愿，既做了一点有益的工作，又身心愉快的原因。

　　我们深切怀念、敬重刘杲同志，是因为他热爱生活，清正廉洁，公私分明，关爱家人。

　　刘杲同志个人修为堪称典范。清正廉洁、克己奉公、作风正派是一个公务员最基本的要求，看似平常，其实在当下的环境中要做到十分不易。在这方面刘杲同志对自己的要求可谓十分苛刻。

　　刘杲同志退出工作岗位之后本可以贡献更多的才华与智慧，但老伴得病后，他亲自护理长达10多年，无怨无悔，照顾之精心、护理之认真一直在朋友圈里成为美谈，令人感佩。

　　他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思想敏锐、工作勤奋、清正廉洁、能力卓越、温情宽厚、贡献良多的长者形象，他是公务员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