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加油,中国书业!特辑第一波·集团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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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江涛:疫情冲击,出版业如何生存和发展?
佘江涛(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有人问我:出版集团如何面对疫情的挑战?

  疫情带来的直接挑战首先是物流量的下降,导致了出版社、发行连锁、自有大电商等发货业务极其不畅;同时物流成本和消杀成本上涨。这些问题在疫情好转后可以得到缓解,经济实力和耐受力是前提。希望这是一个短期挑战。

  目前纸张价格上扬,和疫情有多大程度关联不太确定;即使疫情好转,纸张是否会降价,也不太确定;纸张成本可以直接传导给零售图书的书价,这类图书是非刚性需求,对价格的反应敏感,单本购买量会下降,这也无可奈何,只能提高质量和印次,减少品种数量;但是纸张成本很难直接传导给大宗的教科书,出版利润会有所下降,这是必须接受的、无法改变的中期挑战。

  实体书店销售继续下降,作为图书销售的功能正在萎缩,甚至消失。两年多来的疫情只是加速了这一趋势。当年持有的门店优势如今不再,尤其中心门店的商圈也在凋敝,好在房产折旧提空。当然新建的大型文化综合体除外,它们将面临商业业态和折旧的双重挑战。

  消极的出租受到实体店普遍颓势的冲击,退租频繁,出租很难,书店很容易成为杂货铺子;积极的整体重构需要的不仅是资金,更多的是消费文化空间的设计和运营的能力。众所周知的原因,这对国有书店系统是一个巨大的长期挑战。

  其实,出版集团真正面临的比疫情大得多的挑战是对融合出版的焦虑,是知识生产和服务能力的薄弱。融合出版没有现成的概念和既定的模式,长期在实践和探索中的集团或出版社比较有发言权:从内容生产到传播方式的变革,是一条长长的光谱,上面的每一点都是对出版能力升级和转型的挑战。从事融合出版的同行内心要强大且坚定,集团或出版社的领导层的视野格局和战略谋划也很重要。

  融合出版的焦虑

  焦虑开始于2005年“数字出版”名词的出现。理论上说,数字出版是纸质出版的彻底转型,离纸质出版越远似乎越成功。但主观看不清自己,觉得力量匮乏,方法途径不清晰,客观上各方压力大而频仍,且叙事宏大、原则抽象,工作无法入手形成了焦虑;过去几年不断兴起的数字阅读公司、知识服务平台似乎是优秀的代表,对于出版社来说,如果选择舍弃自己的纸书出版,与这类专业互联网企业竞争,加剧了焦虑;大大小小的论坛、会议、调研、指示、意见有时反而让思路理不清、剪还乱,不断强化了焦虑。

  事实上,直接抛弃纸书的数字出版在大多数集团和出版社中难以实现,选择升级纸书出版,要先完成工业设计;或选择纸书出版的工业设计和融合出版新业态的叠加,即升级和转型的叠加,是出版业现阶段的务实选择。即使道理越辩越明,但出版说到底是个临床学科,融合出版一直需要在实践中求得真知。

  事实上,融合出版是一条光谱,上面有八个关键点:充分应用数字手段制造的纸书、新媒体营销(关注营销内容的生长和转化)、出版社自营网店、编辑团队的重构(后三点被疫情加速推动);集团基础服务平台(内容资源库和用户系统是核心,以及其商用)、集团自有大电商(不断在用户和社区建设上升级是关键)、集团内容平台和总体营销平台(对数字内容的整合是关键,和自有大电商形成闭环是关键)、融合出版内容产品和数字出版内容产品。

  在当下数字经济、融合出版高期望值的刺激下,如果升级和转型的其他条件不够充分的话,无论光谱的哪一个点都能触发焦虑。

  每个集团和出版单位都限于自己的资源禀赋,站在光谱不同的点上,都具有不同的融合出版的实然状态。

  每个集团和出版单位出版的门类、种类不同,商业逻辑不同,在光谱不同的点上,都具有不同的融合出版路径选择、发展的应然状态。

  最后一点——融合出版内容产品和数字出版内容产品——是最难的,是对内容专业能力的考验。我们的基本原则是:所有产品必须出于使用逻辑和商业逻辑,不是越融合越好,越数字越好。不需要做的不做,不搞内容的泛融合化和泛数字化;内容、技术、市场缺一不可,团队应该选择最有资源且能持续开发的领域入手,不应盲目挖井。

  我们选择的路径是:

  1.在大众出版方面,做好纸质书、电子书、有声书、知识课程等融合出版内容产品。

  2.在教育出版方面,及早布局、加大投入做好融合出版和数字出版内容产品,尽快提升教育领域的知识生产和服务能力。

  3.在专业出版方面,在点上探索融合出版内容产品,也在点上开发数字出版内容产品,逐步积累自身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领域的知识生产和服务的能力。

  4.集团内容平台和总体营销平台方面,做好以上产品的技术服务、内容整合和市场销售。

  知识生产和服务能力的薄弱

  随着中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向深远广大延伸,中国需要自己的社会科学体系和出版作为支撑;随着中国科技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之一,科学技术出版和知识服务将在出版总量中的比例高速上升;随着民众对艺术生活愈发强烈的需求,高层次的艺术图书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出版门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三类图书的出版空间将爆发式扩大,成为出版的三大增长点,将会创造出除文学出版、儿童出版、教育出版以外更大的体量。

  尤其是知识服务方兴未艾。内容更加产品化,逐步形成了产品规范,在此基础上更加标准化,实现规模性的知识服务,以满足读者越来越多的图以外的知识需求和文化需求。(详见本人文章《中国出版前景辉煌》)

  出版将在继续发挥以下功能——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记录历史、资政育人、传承文化、传播系统—深度—精准—创新的知识和文明的同时,将扩展自己在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自然科学、教育、艺术等领域的知识生产和服务空间,出版不仅仅是阅读、查阅,也是信息服务。这个空间将给出版带来几何级数的增长。这是中国出版的未来。(详见本人文章《我们要直面出版业的变革》)

  出版提供各类阅读、查阅的内容,是偏重个体的文人、知识分子的文化生产,但也是系统的知识服务,是集体的知识生产;出版规模需要各类阅读、查阅内容的支撑和推进,但更需要知识生产和服务的拉升;未来的出版需要阅读、查阅领域的融合出版和数字出版内容产品(和纸书相反,这类产品很难收费,也很难产生冗余消费),但更需要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教育、艺术领域的知识服务产品(这类产品需要系统性地长期积累和建设)。

  一家集团或出版社未来能否规模化,最好的镜子是看其是否具有知识生产和服务的能力。这个能力有几个突出标志:

  1.自有版权、共有版权、长期使用的版权存量是否充裕。

  2.以上版权可以用于知识生产和服务的存量产品是否充裕,或是否具有开发潜力。

  3.知识服务的头部产品是否充裕。头部产品具有实验、探索、重组、扩展的重要意义。

  4.最终体现在内容资源库里需要碎片化处理、整理、标注的资源是否充裕,为知识服务产品的内容生产、重组奠定基础,为产品的标准化和规模生产奠定基础。

  第二个问题只要看看世界前八大出版集团的排名、规模和数字化收入就一目了然了。最终我们还得回归内容,不被玩法所操纵。提供丰富和优秀的各类阅读、查阅的内容是出版的组成部分,并将其融合出版化,这对我们而言是可以跨越的,但实现丰富而优秀的各类知识生产和服务,对我们而言才刚刚起步。中国出版要实现这一辉煌的前景,我们就必须接受这一更大的挑战。对我们而言,目前的突破口首先是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以及十分垂直的几个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突破点。但愿能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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